suoloco

你真讨厌你就不能赶紧找个人结婚么.

来自困困 

2007-08-08 | 他们为什么喜欢伯格曼

“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花很久时间重建了更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亲手在石头上雕刻一只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又或许是个圣徒。不论我是信徒还是异端，我都会与全世界一起建造这座大教堂，因为我是个工匠，必须学着在石头上画出脸、四肢与身体。我从不在意现世与后代的评判，我的名字不会刻在任何一个地方，但一小部分‘我’会在这匿名的胜利中存活，不论我雕刻的是一只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还是个圣徒。”

——英格玛·伯格曼

多年以前，第一次读到上面这段话，并不知道是伯格曼说的，它来自一群学中文的年轻人。他们整天想着当天才，用伯格曼的这番话演绎自己的梦想，那是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他们正经历着青春期，怀着发疯的激情，期望把砖放在一个位置上。

差不多也是那个年头，快70岁的伯格曼出版了自传《魔术灯笼》。他像个孩子似的回忆10岁那年的一个旋转铁皮灯笼，“它由一个烟囱、一个汽油灯和永远不断重复的胶片组成，以后整整一年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我看着它制造着光影幻觉。”他还讲述了更早以前关于死亡的记忆：“我被迫坐在教堂里听着冗长的布道，但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喜欢从窗户里透进来的音乐和光。我曾经坐在乐器边的阁楼上，高高看着葬礼的整个过程，棺材，黑色的裹尸布，墓地，棺材缓缓沉到土里。我从没感到害怕，我迷上了这些景象。”不过更多时候，这个自传并不适合作为探求他电影主题的素材来源，他的作品老是批着哲学的外衣，自传更多的是家常琐碎，比如拒绝亲他还打他的妈妈，总是互殴的哥哥，受气包妹妹，以及父母将他卖到马戏团去的恶作剧。可这些家常话迅速俘虏了美国导演伍迪·爱伦的心，他在1988年的《纽约时报书评》上称它们为“天才的声音”，并受这回忆的感染，忍不住念起了第一次看伯格曼电影时的情景：“那时我十几岁，住在布鲁克林区，四处传言有个瑞典电影将在本地影院上映，里面会有全裸女人游泳。我很少半夜就等在路边好拔个头筹买电影票，但那个《和莫尼卡在一起的夏天》上映的早晨，一个红头发、戴黑框眼镜的男孩在电影院门口拼命推搡，好抢到更好的座位。”

这并不是伍迪·爱伦第一次公开向伯格曼示好。伍迪·爱伦曾把《第七封印》戏仿成个剧本《死神摊牌》，与伯格曼一本正经探讨生与死不同，伍迪·爱伦的死神是个来时从窗子跌入去时又被绊倒在楼道地毯上的毛头家伙，这并不是挑衅，倒像个撒娇。后来喜剧导演的几部不大成功的悲剧作品都在向伯格曼致敬，甚至在伯格曼隐居瑞典费罗岛后，伍迪·爱伦还跑去跟他一起住了一阵。表面看，他们的导演生涯也很像：都自己写剧本，都有点自传的性质，都是一把快手，每年至少完成一个片子，都有几个御用女演员和几段暧昧。伍迪·爱伦是公开的伯格曼的头号粉丝，在7月30日伯格曼去世那天，报纸上甚至出现了“伍迪·爱伦最爱的导演死了”这样的字样。

“伯格曼改变了电影是个体力活和技术工种的传统，他发展了探索人物内心的电影风格，他的影片永远搭建一个灵魂厮杀的战场。” 伍迪·爱伦这样解释推崇伯格曼的原因。梦想与现实，肉体与宗教，孤独与欲望，背叛与救赎，生与死……正是这种宏大、艰涩的主题使伯格曼的电影让人既敬畏又着迷。可能是神化了的“严肃的瑞典人”的特点，《大英百科全书》这么记录这个民族：“那些灵魂总是在倾听，一直被来自别出的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所吸引，那个‘别处’是随便哪里，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和宗教上的。”而他最高产的时候（1955-1980），又逢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统治的稳定时期，人们生活舒适，道德自由化却生出了对生命意义的质疑，自杀率特别高。伯格曼“在孤独和团结中感受着宁静和责任，又有不适和悔恨”。伯格曼像个解剖自己的外科医生，直面恐惧，剖析人性，也许，还打算寻找宽恕。那时候真是艺术电影的时代，欧洲电影或者瑞典电影的天下。1972年，有一影评人对伯格曼说：“我想，你身上肩负着责任，因为电影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你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作为最重要艺术形式中最重要的人，你的责任得多么重大！”现在谁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1966年伯格曼搬到了费罗岛上居住，那是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夏天短，春天来得也晚，每天早晨，海风吹着水气给岛挂起了一层灰色。1983年电影导演正式隐退，他在岛上半隐居起来，真正开始了活在过去。伯格曼好象一直很善于远离一些事情来保持庄重，好莱坞是一个，虽然他拿过三次奥斯卡，但从没进入过好莱坞，只拍过一部英语片（《接触》）；隐离“现代”是又一个。电影不再是最伟大的艺术，好莱钨打败了欧洲电影，技术纯熟的商业片淹没了艺术电影，他们轻易就能造一座凯旋门或金字塔，忘记了造出它们来不是为了静立在那里，而是为了动起来，咄咄逼人去。人们也撤回敏锐的目光，不再细致地斟酌和赞赏，一切只为娱乐，是啊，人要解放自己，何必非得去想象一些伟大而神秘的对象呢。隐退后伯格曼还参与了许多部电视电影的制作，他的作品依然被当成艺术，却是被供奉而不是被凝视的艺术。伯格曼好象并不乐得被忘记，2005年还为自己的电影改编舞台剧《折磨》配音，可他被技术制造的不动感情的文化，真人秀引发的后现代传媒，网络带来的过分容易的论说评判给淹没了，没人听到他的声音。面对浮躁的现代，或许他也要生出这样的感慨：咱们是老派的人，咱们的信仰是旧式的信仰，咱们奉的是过去的小神灵，说陈腐格言，渺小，黑暗，有点力量的神灵。

按现在的做法，一个名人死了，悼念是最好的使其再鲜活一把的机会，伯格曼也被拉进这个圈套。网上现在流传一个“伯格曼肥皂广告”视频，那是他在1951年瑞典电影业大罢工时拍来糊口的，为了宣传“微风”牌除臭香皂能让汗不臭，设置了剧情，由真人出演细菌，典型的特写镜头摇动切换，拍了9部在电影院播放的广告片。这个视频在每个地方点击率都高得吓人，好象电脑屏幕后面有一大堆志得意满的脸，仿佛参与完成了对大师的悼念。“伯格曼肥皂广告”被时下最流行的方式传播，却显得更加过时和遥远。也有无人喝彩的文艺青年的集体回忆，那是些与艺术电影的私人约会：有人看了《费罗1979》决定去看从没看过的书，面对从不了解的灵魂；有人在两星期内看了《假面》8次，企图辨别电影开头结尾的那个小男孩的脸；有人被《野草莓》棺材中尸体的脸给吓着了却从此爱上电影；有人看着伯格曼写出了小说《阿姆斯特丹》……80年代末期伯格曼在中国尚有余韵，他的名字成了光阴老了，记忆却犹新的记号，生命、青春、信仰、死亡……这些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共同填满了化学的发疯形式的时光。他们共同怀念的不是伯格曼，而是与他有关的那个过去，那时候有这么一个静谧的地方，置身其间，可以缄默，可以了解一些事情，与喋喋不休又矫揉造作的当下无关，与亢奋的轻率油滑无关，与信息饥渴和焦虑无关。范·海伦乐队曾经写过首歌向伯格曼致敬，那就是一曲时代错乱的吟唱：“现在我禁不住悲哀，第七封印已被毁坏；再也没有圣洁，也没有无暇；没有纯真，感知也不再。所以带我去那处女泉，洗去我所有的哀感。”只是那个像窗外噪音的“现在”声音越发响亮，撩拨得人探身观望，回响在房间里的伯格曼最终会被关掉。这是我与他们最后一次认识电影大师的机会。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之后，哪怕小二儿被人剁了，镟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之前，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真是操蛋。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我说你是我的小贝贝，现在我就要跟你狼狈为奸。”

熟悉这句话么？如果不，那说明你最近没看奋斗，至少是看的时候没留心最该留心的台词儿。你要是连奋斗都没看，那没辙，李温迪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能体会，别人却不能。’ 

八卦真是件有趣的事。今天我跟蔡老师，哦这么说是不对的，应该是，今天，蔡老师告诉我他刚看了两天奋斗得到的心得--米莱其实就是阿莱。哟，听的我这个震啊，这个佩服啊。但秉着理科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先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结论，以免落的抄袭的恶名。结果一搜可好，有且只有一个人这么说过，他说：

米莱 = 阿米(上海夏天) + 阿莱(晃晃悠悠)

阿莱咱知道，这阿米是谁呢？打开电视看电影，打开豆瓣看好书。原来这阿米是上海夏天里面的女孩。这书咱没看过啊，以后得补补。而且巧的是，说这话的就是上海夏天的作者苏昱(苏小雨)，这是他的博客小黑屋里的爬太郎。

myTupa是个什么地方，貌似很多江浙美女啊。

 

 

 

 

 

 

 

 

 

头发顺长，肉薄心窄，眼神忧郁。

 

回家了

晚上和家人以及另外一家朋友吃饭，聊到了家附近的公园新开的一个楼盘，爸妈都很感兴趣，觉得环境很好，饭后又兴致勃勃的走到售楼处看了又看，大有明天就取钱交排号费的架势。可冷静下来一想，我还没结婚，也没买房子，这如果倾家但不荡产的买了这个房子，将来我就没办法了。这会儿都睡下了，但我看明天估计就彻底决定不再寻思这个事儿了。

这里我就不多说父母的无私的爱了。

 

这世上，有阴差，有阳错，但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这辈子，有前因，有后果，但是怎么就当了中国人了呢?

我是真他妈的想去北欧啊我操！ 

by Mafalda
重整旗鼓，春风拂面。施展长才大志的机会终于成熟，士气再度为之一振的这段期间，自我期许提高，冒险犯难的胆识骤增，将独排众议，积极抢进某领先趋势的专上领域或市场，并击败众多劲敌，赢得主导。惜财运滑落，理财不宜抢短。爱情显得俐落明快。

by NowNow
心绪不稳，收势谨慎。本周射手座是走钢丝的一周，如若必须在本周作出重大判断，请慎之再慎，工作有境遇反覆的迹象所以可能遭遇情绪不稳甚至失控，需增强定力和紧急情况下的判断力。有小幅破财，但有破财免灾的势头所以不是坏事。身体需要加强锻炼。爱情是夕阳里的太阳花。

王书亚

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与基耶斯洛夫斯基或伯格曼相似气质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弥漫着形而上痛苦、乃至充满宗教感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犹如一个电影世界对我们的谢幕。7岁的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你常说你老了，当我看见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时，我想对你说，我也老了。”

60岁的杨先生就这样老了，去了，仿佛朴树怅然的歌声，“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对洋洋来说，一个人有了太多的秘密，就成了大人，然后就慢慢老了。我把手边杨德昌的五部电影找出来，在我的卧室，这一周是他的电影周。侯孝贤和杨德昌之间，我会选杨德昌；杨德昌和李安之间，我也会选他。侯孝贤的片子陷于悲情，李安的过于幽默。两样都没法有真正的悲剧。杨德昌在他们中间，他知性的一面，使悲情与幽默都笼罩于形而上的关怀。

华人导演里，他的电影最令人不舒服。片子到了最后，一定有突如其来的一刀刺过去。经营了两个或三个小时之后，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活得这么累，为什么还要看杨德昌？这是个哈姆雷特式问题。今年戛纳60周年，去年的影帝《光荣岁月》的一位主角在台上说，“电影不是一次吃爆米花的机会。”年轻人坐在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发短信。人们要的已不是电影，而是一次超级链接。生活需要被拯救，下一次彩铃响起，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数码式的呼召。

《一一》之后，杨德昌已没有作品，他甚至黯然离开了不需要他的台湾。台湾只需要奥斯卡，不需要戛纳的最佳导演。我们呢，多年来也只能在影碟中，一窥杨德昌的世界。那一部《牯岭街》，我从录像带、刻录碟到DVD，从青春期到结婚十年，花了多少努力，去接近、去还原那一个镜像的世界啊。小四最后一刀刺出，杀死自己的女友，就如《一一》中洋洋说“我已经老了”，或者《恐怖分子》的末尾，李立中在水房开枪自杀，他妻子在另一个男人床上醒来、呕吐，有了第一个孩子。

多少电影都有凶杀有死亡，有失恋和婚姻溃散。为什么他的最令人动心？因为所有华人导演中，几乎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也只有在他的电影里，杀人才是需要被拯救的事。莎士比亚用杀人后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来刺激我们。黑泽明用杀人者的气喘吁吁，来试探我们的灵魂。而杨德昌用杀人之前的整个世界，来为一个人陪葬。

我们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我们活在他人的地狱里。我们的婚姻也如此不般配。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城市都是杨德昌的台北。这个导演花了他的半辈子，把人们不愿面对的生活摆在人们面前，叫我们已平静下来的心又烧起来。他的电影那么冷静，他的叙事看似散乱，其实镜头模仿的正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这样冷漠而散乱地看着别人和自己的生活吗？如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观察一位朋友。几周、几个月，他忽然进入你的生活，然后消失。你活你的，好像世界上没有他。某个时候他又钻出来了。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全貌，甚至天天见面的亲人的。几分钟、几个小时，她又钻出来了。之间，你仍然活在没有她的空白里。

洋洋对爸爸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看不见自己的背面，那我们不是永远有一半事实不知道吗？于是他拿起相机，开始拍下每个人的背部，拿去给他们看。《一一》是杨德昌的绝唱，介于他一贯的道德焦虑与隐含的宗教感之间。这几乎也是华人导演从形而上关怀走向救赎议题的一个极点了，尽管走了尚未到一半。直到近年甘小二作品《山清水秀》和《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救赎主题。

背面就是彼岸。生的背面是死，我的背面是你。肉体的背面是灵魂，人的背面是上帝。《一一》最具宗教感的情节，是婆婆成了植物人，医生要全家人轮流和她说话。但是，和昏迷的婆婆“说话”却那么艰难和无以为继。洋洋的父亲说，这种说话就像是在“拜拜”，昏迷的婆婆成了一尊泥菩萨，给大家提供一个喃喃自语的机会。洋洋的叔叔在母亲面前手足无措，说不出什么话来。洋洋的母亲却如遭雷击，她对丈夫说，我每天的事情三五分钟就说完了，我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小。其实婆婆醒着的时候，大家都有话，有说不完的废话和唠叨。为什么当婆婆闭上眼睛，我们的话语却变得如此艰难。最后，全家人开始轮流给婆婆读报纸。

当初，这故事撩动了我心中的宗教情怀。我们在城市里穿行，在别人的生命缝隙里钻来钻去。内心的焦虑、黑暗和无助，把我们引向偶像。但无论植物人婆婆，还是庙里的菩萨，都不过是我的一个投射。生命还是自己在承担，那刺出的一刀，仍然剜在我的心里。人若仍把希望放在人身上，人就如此循环，就像杨德昌的电影，看着世界在我们面前枯萎，或我们在世界面前凋零。

当年蔡琴为《恐怖分子》唱的主题曲，叫《请假装你舍不得我》。人与人的独立时代，就像一个恐怖分子与另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星球与另一个星球。杨德昌与蔡琴长达十年的“柏拉图式婚姻”，终在另一个幻象中破碎。他外遇、婚变、癌症、移民、直至壮年老去。一生就仿佛自己的电影。对我爱的导演，我能说什么呢。蔡琴婚变之后走向了信仰，她以《诗篇二十三篇》为前夫祷告，说感谢上帝，让他与我轰轰烈烈地爱过。求主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让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她说，“感谢主在他生命结束时，使他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这祈祷使我流泪，但不是嚎啕大哭。我哭，因为在一个爱过他的人那里，杨德昌电影里的苦难，有了最好的结局。